江汉朝宗
[size=4][color=darkorchid] 江汉朝宗，其流汤汤……站在龟山脚下这座并不显眼却有着丰富自然和人文内涵的江汉朝宗亭前，我们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惊叹！
这的确是世界上一个奇特的壮观：世界第三大河万里长江与其最大支流千里汉水在此交融，携手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并赋予武汉以“江城”的美誉。
《尚书·禹贡》记载：“江汉朝宗于海”。朝宗于海，抑或蕴含着朝小康之宗、圆富强之梦的深层寓意。
《诗经·大雅》则吟颂：“江汉汤汤，武夫”。
历史的演绎也正如《尚书》、《诗经》之寄寓。
大江大河的翕张之势，成就江城亘古的开放之利。
琴台知音的人文底蕴，造就江城纯正的亲和之缘。
白云黄鹤的美好意境，塑就江城独特的个性魅力。
江汉汤汤，似乎也寄托着千百年来人们“汔可小康”的美好梦想——[/color][/size] [size=4][color=darkorchid] 历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或铸钟造鼎，往往用以记载文治武功，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生活富足、政治昌明、军事强盛的梦想。
大江大河，滔滔不尽；人类文明，生生不息。
江汉汇同，三镇鼎立。这种有容乃大的开张地形，带来的是人文和经济的亲和。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的共同心理、语言及文化特征，都不过是所处环境的产物。
明清两代，江、汉、朝、宗是朝廷所设的四个商贸关隘。朝廷利用这些关隘收取赋税，用来维持政权运行的庞大开支。逢关收税，遇卡抽厘。时至今日，武汉还保留着宗关这样的地名。
史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把汉阳府东城门命名为朝宗门。
公元1863年，清同治皇帝在汉建起了朝宗亭。
然而，就在此前的1861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武汉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历久弥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汉口开埠，揭开了武汉对外开放的扉页，使武汉由国内商品集散地演化为一个国际性的口岸。
侵华列强为何对汉口“情有独钟”？
翻开这部厚厚的《武汉史稿》，我们或许不难找到答案。
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在今天的武汉郊区建起了这座盘龙城。正是这座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殷墟古城，叩开了武汉的文明之门。
而此时的美洲、非洲大陆，正处在一片蒙昧、蛮荒之中。
这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人们傍水而居、缘水而兴的必然选择。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印度都无一例外。
春秋时期，子期、伯牙在月湖之畔琴瑟相和，“高山流水觅知音”，凝结着人类最古老、最圣洁的情感亲和。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有载：“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反映出武汉的祖先“重然诺、一诺千金”的良好信用。
三国时期，名将吕布屯兵的小沛，就在今天武汉的江夏区。
在武昌卓刀泉，相传当年关羽用青龙偃月刀斫向山石，清泉汩汩流出……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这里曾上演过多少为后人广为传诵的英雄故事。
唐朝，黄鹤楼成为武汉的文化标志之一。而有关黄鹤楼的故事中，神秘道士画鹤换酒，可能是艺术物化为商品的最早传说。
历代文人墨客，在这座象征文明的黄鹤楼前留下了灿若星河的绚丽诗篇。
崔灏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成千古绝唱，为之倾倒的诗仙李白，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则让武汉第一次有了江城的美誉。
宋元之际，武汉就成了知名的港口城市。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形成两江交汇、龟蛇对峙、三镇鼎立的地理格局。
至明末，汉口迅速崛起，成为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之“楚中第一繁盛处”，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史载：“十府一州所需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展现出汉口作为商贸集散之地，与其他三大名镇迥然不同的特色定位。
开放的自然环境，悠久的文明积淀，以及聚散整个长江流域的独特功能，成为1861年列强选择汉口对外开埠通商的充足理由。
汉口开埠后，商贸空前繁盛，城市迅猛发展。
1863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顺丰”砖茶厂。这家自行发电，拥有当时最新式蒸汽机及各种制茶机械的砖茶厂，便是武汉第一个近代工厂。
从1863年至1911年，列强在武汉开办各类工厂43家，武汉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商业城市。
1863年，武汉茶叶贸易迅速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位。当年汉口输出茶叶273万担，广州跌至13万担，不足汉口的一半。以汉口为中枢的长江干线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贸易走廊。
清末民初的《国风报》记载：19世纪下半叶，上海是中国贸易的总汇；而汉口是内地贸易之中枢，长江流域其它各港，都不过是它的附庸而已。
汉口地价迅速飙升，前花楼街至黄陂街一带成为黄金地段，地价昂贵到“每平方四百至五百两”白银。租界繁华，房屋售价翻番。
多元吸引和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促成当时的武汉具备了统领八方诸侯的经济实力。
武汉已成为一个富有动感、充满张力的国际商埠。来自皖、赣、湘、川、豫各省的大量移民接踵而至，他们怀揣着自己的创业理想，推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圆满着这座城市的梦想。
在当年走出盆地的四川人眼里，商贸繁盛的汉口确实不能小看。直到今天，一些老人口里还流传着“千钟茶、万担米，不如汉口一早起”这样的俗语。
汉口开埠，是被列强坚船利炮轰开的。随着商业经济的繁盛,经济形态的殖民属性愈益显露，为列强输送汉货，搜罗财物，并不能实现武汉振兴的梦想。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并让武汉经济从商贸流通向制造业转型的是张之洞。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
这是张之洞在开放革新的遥迢路途中发出的呐喊！
在其督鄂的十余年间，他开风气之先河，创建了我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打造出闻名天下的“汉阳造”。
之后，陆续开办了产业配套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水泥厂、大冶铁路等；在轻纺工业方面，则创办了全国最大的纺织基地——布、纱、丝、麻等四局，以及制革厂、造纸厂、毡呢厂等等。
汉阳炼铁厂不仅是我国近代最大的冶金企业，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连接京汉，纵贯南北的芦汉铁路，全线所铺铁轨皆为地道的“汉阳造”。
从1890年到1911年，武汉官办与官商合办的工厂共有17家，占全国同类工厂总数的17％，投资总金额为1300多万两白银。民族资本家在武汉创办了各种新式工厂41家，工人总数约8000人，资本总额约1000余万两白银。晚清50年中，武汉共兴建各类工厂约100个，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武汉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地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最重要的大都会之一。
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武汉造”声誉鹊起,扬名海外。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汉口有20家企业的产品获得一等奖。其中，老采章的花缎、姚春和的铜器及信记等商号的茶叶名列榜首。
汉绣在南洋赛会上获得金奖，名酒汉汾也在1919年的巴拿马国际赛酒会上荣获奖牌。
武汉的砖茶远销欧美，铜器、皮革、汉锣等正宗汉货都成为风靡一时的名牌产品。
一批传统优势产品借此发展壮大：糕点名店“汪玉霞”、副食精品“曹祥泰”、名满中原的“苏恒泰”伞店、“曹正兴”菜刀等名噪一时。
具有近300年铜器铸造史的武汉成为全国铜器制造中心之一，汉锣与苏锣、京锣、秦锣并称为四大名锣。如今汉口打铜街就是汉锣作坊集中的古老街道。
汉口牛皮巷、磨子桥和武昌梅隐寺、郭家街的熏皮作坊在光绪年间已负盛名。1907年，张之洞为整合武汉的制革优势，在武昌保安门外创办了第一家近代化的制革厂。
叶开泰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并称为全国四大中药名店。汉口有句歇后语，“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从中可以看出其品牌效应和名店丰采。
空前昌盛的制造业，催生了资金融通、生活服务行业勃兴，而传统商贸优势更为凸显。
当时商业多集中在汉口，总数约7000余户，形成茶、药材、粮食、棉花、油、盐、杂货、纸等八大行帮。1904年的贸易额即达1亿两白银，占三镇贸易总额的7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
清末，外国人在汉开办银行9家，仅汉口就有大小钱庄121家。1910年，汉口本土银行发展到8家，各省驻汉官钱局5家，汉口成为与沪、津、穗并称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
据统计，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成为当时惟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城市匹敌的内地口岸。
近代工业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急需掌握新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张之洞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一方面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到1907年，初步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先进教育体系。
百年老校——武大的前身，就是1893年张之洞所创办的自强学堂。闻一多、叶圣陶、朱光潜、郁达夫等一批人文科学的大师级人物先后从这里走出。
张之洞不仅打造了工业武汉，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文武汉。
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称：武汉是清朝第二要港，东方之芝加哥。
当时作为美国钢铁冶炼业基地的芝加哥，日夜灯火通明，工厂机器轰鸣，城内运输繁忙……城市实力仅次于纽约。除了产业重点各有千秋外，当时的武汉与芝加哥确实有几分相似。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汉“后发先至、后来居上”的良好势头未能得以延续。战乱与动荡使武汉再度沉沦，小康仍然是三镇百姓心中一个遥远的梦……[/color][/size] 大武汉，武昌、汉口、汉阳。
呆在大武汉时，最烦就是坐公车，汉口到武昌动辄一个多小时，车窗外的风景无心欣赏，不知错过多少。。。。。。彼时，或许是心境，或许是环境。再坐上大武汉的公车，我会用心品尝沿途的每一处风景。。。。。。
想念那时的风景、那时的旧人。。。:Love: :Love: :Love: 怀旧 返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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